《戏台》里的生路：从「丛林法则」到「去中心化」的社会进化论

互联网阅读 23 2025-08-06 20:11:16

区块链正在把这种碎片化复制到虚拟空间，像一条悄无声息的暗河，穿行于铁幕与断网之间，为压迫之下的人开凿出逃生的涵洞。

撰文：Daii

《戏台》带给我的震撼，丝毫不亚于《活着》。甚至可以说，《戏台》是《活着》的浓缩版——在一方寸戏楼里，把「苟活」与「无法活」同时掷向观众，刀尖相对，毫不留情。

在《活着》中，福贵一家在时代的碾压下苦苦挣扎，命运如落叶，被无形之手随意拨弄；而在《戏台》中，那只手不再隐藏，而是握着一把冰冷的黄金手枪，将「生」与「死」，「演」与「不演」，悬在扳机之上，逼人作答。

这只手，属于刚进城的洪大帅。他要求将经典剧目《霸王别姬》改掉。戏班上下顿时陷入两难：不改，枪口已对准脑门；改了，又该如何面对祖宗、面对良心？

正当众人被压至绝境之时，炮声响起，绿大帅入城，洪大帅倒台，好一个惊险落幕。

然而，当你把整出戏看到最后，就会明白：绿大帅并不是什么「救星」。他虽不改戏，却更为狠毒。他强迫戏班的男旦屈从于自己的欲望。最终，男旦投河自尽，用沉默的死亡，完成了一场无法谢幕的抗争。

那一声水响，像一面冰冷的镜子，把「改戏」与「不改戏」同时映照出同一个结局：在绝对暴力面前，艺人不过是靶子，连苟活，都是奢望。

这，便是赤裸裸的丛林法则：

强者以枪为牙，以炮为爪，随时撕碎任何不顺眼的命运；而弱者，只能在枪口与良心之间做选择题——却注定两头皆输。

当权力可以轻易替换、却始终集中于一隅，舞台再华丽、戏曲再悠长，也不过是猛兽嬉戏的背景布。《戏台》里洪大帅和绿大帅的故事，看似荒诞，却是一出人类历史反复上演的真实剧本。

我写这篇文章，不是为了讲一出戏，而是为了追问一个问题：

为什么「丛林法则」至今仍未被清算，反而在公共讨论中反复穿上「现实」「理性」的外衣，甚至成了部分人判断是非的标准？

你将从这篇文章中获得三样东西：

一面透视镜：看清那只枪是怎么握上来的，人们又是如何被训练着接受它；
一份历史地图：理解人类如何用「权力碎片化」、「法治约束」与「技术扩散」逐步打破丛林闭环；
一条现实路径：在今天，普通人如何借助区块链等工具，给自己和他人挖出一条暗河般的逃生路。

下面，让我们先一起去剖析这条人类历史上最古老、也最顽固的逻辑——丛林法则。

1. 弱肉强食：丛林法则背后的心理密码

真正推动丛林法则运行的，从来不是枪炮本身，而是人心中那团既渴望安全、又渴望支配的火焰。

这团火如果缺乏外部约束，就会像旱季的野草，一点火星便可燎原。而历史与心理学，早已为我们剖开了这条规律的骨架。

1.1 首先，是「服从的甜味」。

1963 年，耶鲁大学心理学家斯坦利·米尔格拉姆做了一项著名实验。他让普通人扮演「教师」，在权威命令下对「学生」施加电击。结果惊人：65% 的参与者在知道对方痛苦尖叫的情况下，依然把电压调到最大（Simply Psychology）。米尔格拉姆总结说：人们并非天生残忍，而是在权威面前，会下意识地「外包责任」——一句「我是奉命行事」，就足以让良知休眠。

1.2 接着，是「位置的醉意」。

1971 年，斯坦福大学心理学家菲利普·津巴多在地下室搭建了一座「假监狱」。他将一群学生随机分配为「狱警」与「囚犯」，短短六天内，那些原本温和的青年便开始对同龄人实施羞辱与酷刑，实验被迫中止。津巴多说：「换一件制服，戴一副墨镜，你我都可能成为自己痛恨的那种人。」（Wikipedia）

再往下，是「权力无上限的腐蚀」。

1887 年，英国历史学家阿克顿勋爵致信主教克赖顿，写下了那句被无数政治学者反复引用的金句：「权力导致腐败，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Power tends to corrupt and absolute power corrupts absolutely）（oll.libertyfund.org）这句话之所以流传百年，正因为无数案例都在验证它的残酷：

1937–1945 年，纳粹德国以「堕落艺术」为名，焚毁了逾 16,000 件现代艺术作品，其中包括毕加索、康定斯基等人的原作。这一行动抹去了整整一代欧洲现代艺术的成果。

1952 年 8 月 12 日，苏联政权在一夜之间秘密处决了 13 位犹太作家，史称「被害诗人之夜」。在极权面前，他们连一张纸的分量都不曾拥有。

施暴者从不一定是恶魔，而是被置于一种「作恶无需代价」的环境中，才一步步滑向深渊。

1.4 最后，是「恐惧的传染」。

1994 年卢旺达大屠杀期间，电台 RTLM 连续播放煽动内容，仅 100 天便裹挟全国民众互相残杀，造成约 80 万人死亡。研究发现：住在距离第一位杀人者 300 米内的人，其参与暴力的几率显著上升。恐惧与从众，就像病毒，在社会网络中按地理路径迅速传播（lse.ac.uk）。

将这些实验与历史拼图拼接起来，我们会看到一幅深刻的人性图景：

服从，让个体卸下责任 ——「我只是奉命」；
位置，让个体沉醉权力 ——「我是规则的执行者」；
无约束的权力，让代价永远为零 ——「我不会被追责」；
恐惧与从众，将恶行扩散成集体行为 ——「我不动手，可能就是下一个」。

当这四个因子同时卡位，丛林法则就完成了闭环：暴力成本为零，作恶收益飙升。洪大帅与绿大帅，不过是历史长河中成千上万双握枪之手的缩影；而男旦的身影，则是每一次横扫而过的权力下，被反复投射的牺牲者。

如果要破解这条公式，就必须在「服从—位置—后果—恐惧」的任一环上，加装安全阀：让服从有界限、让位置受监督、让后果真实可至、让恐惧不再独占信息。

你也许已经想到了：破解之道，正是我们熟悉的那两个词——「民主」与「法治」。

在现实语境中，我们不妨回到那句早已写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24 个字：「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这些文字不是修辞，而是对历史与人性的精准回应。

只是我们要明白：民主与法治从不是自然生长出来的果实，更不是强权之地的「自动升级包」。它们的萌芽，诞生于一次次「权力被打碎」的现实土壤之中。

2. 权力碎片化：民主法治的机会土壤

要想打破「服从—位置—后果—恐惧」这条丛林闭环，第一步，就是拆掉那个始终高悬在中心的节点。只要暴力与信息能被独占，文明就无法生根。

纵观历史，每一次可持续的民主与法治进程，几乎都萌芽于权力「被迫分散」的那一刻——一如河道分叉，才让水流不再汹涌成灾。

古希腊：从城邦到公民的粒度革命

公元前 6 世纪，雅典刻意将城市尺度压缩至「步行可达」，将政治权力切割到极小单元：六千名陪审员靠抽签上任，五百名公民轮值议政。到了前 4 世纪，希腊约半数城邦实行了某种形式的民主（维基百科）。在这种高度分散的结构下，没有哪个个体或家族能彻底垄断治理权，法律才第一次被摆上公共辩论的舞台，成为所有人的事。

英国：贵族逼宫，王权挂账

1215 年，英王约翰滥征重税、滥关地主，激起贵族联合反抗。25 名叛乱男爵手持长矛围住伦尼米德草地，逼出了《大宪章》——一纸约束王权、强调「依法律审判」的契据（Encyclopedia Britannica）。它并不完美，也不真正民主，但它首次确立了：即便是国王，也要在书面规则面前低头。这一历史节点，将法律从皇权脚下搬到谈判桌上。

荷兰：联省共和的去中心实验

1581 年，荷兰七省联合脱离哈布斯堡统治，成立了世界上最早的共和国之一。它不像英王那样集权，而是将外交与防务交由合议会议，各省税务、教会、人身自由高度自治。在这种制度下，阿姆斯特丹商人可自由印报、开所、募资，17 世纪荷兰商船占全球三分之一，金融市场与新闻制度在多中心竞争中萌芽（gale.com）。

英国（再次）：议会锁链拴住王权

1688 年「光荣革命」之后，威廉三世即位，但要想获得军费，必须年年向议会报账。于是，1689 年《权利法案》确立「未经国会同意，不得征税，不得维持常备军」（维基百科）。从此，财政主权交还民间，议会通过预算、法律通过审议，王权第一次戴上了「预算枷锁」。

这些历史碎片，乍看各自为政，实则共振出一个共通的旋律：

当权力被打散，规则才有机会站上高处；当中心被削弱，法律与理性才有空间呼吸。

民主与法治从来不是上层设计的馈赠，而是无数「权力节点」相互掣肘、反复博弈后的副产品。一如森林的平衡，不靠猛兽的慈悲，而靠物种之间的相互制衡。

正因如此，当权力碎片化逐渐成为现实，人类社会才得以从「谁拳头大谁说了算」，走向「谁说得对谁就能被听见」。

随之而来的，是人类创造力的爆发：制度带来了安全预期，安全孕育了信任，而信任释放了想象力——科技革命由此悄然点火，民主与法治与创新一道，形成了双螺旋上升的文明之路。

3. 科学技术与民主法治的「双向奔赴」

当 1450 年古腾堡的印刷机在美因茨轰然启动，油墨的味道与铅字的撞击声，悄然改变了权力的分配方式。此后六百年，技术与制度如同一对螺旋交织的 DNA：每当一方突变，另一方便紧随其后协同进化。人类也就这样，一步步从「枪口规则」迈向「书面规则」。

3.1 科技为民主扩容

在人类走出原始部落之后，「权力集中」一度被视作效率的代名词。而技术，则往往首先为权力中心所用。但当信息传播、通信联络、公共表达的门槛不断降低，技术也就不再只是服务「金枪权杖」的工具，而开始悄悄「扩容」普通人的权利边界。

3.1.1 印刷机：把「读写权」从配给制变成平价品

古腾堡圣经问世仅二十年，德意志地区圣经售价从手抄羊皮本的 50 金币暴跌至不到 3 银币，成本坍塌超九成（维基百科）。

识字的门槛随之下沉：法国识字率从 1450 年的 6%，到 1600 年升至 29%（Our World in Data）。

当普通工匠都能翻书、写请愿，路德的《九十五条论纲》才能在半年内传遍莱茵河两岸，迫使帝国议会首次公开讨论「信仰自由」。技术把「神甫口授」变为「人人翻书」，也把教廷威权拉入了大众评议的广场。

3.1.2 电报：让「次日监督」压缩为「当日监督」

1844 年，莫尔斯码贯通华盛顿与巴尔的摩，十年内，美国已铺设超 5 万公里电报线路。纽约《先驱报》率先用电报发送国会辩论稿件，当夜即可印上街头。

研究显示：1870–1890 年间，电报覆盖率每增加 10%，州议员的缺席投票率平均下降 2.3%（NBER）。这是技术第一次将「人民代表」与「人民眼睛」实时接通，选民监督不再延迟几周，而是次日见报、即刻问责。

3.1.3 互联网与社交平台：把「放大镜」升级为「显微镜」

1997 年，全球人均上网时间仅每周 30 分钟；2024 年，这一数字已攀升至每日 6 小时 40 分，网民总数突破 53.5 亿，占全球人口近七成（DataReportal）。英国的 e-Petition 平台上线仅十余年，就已促成 62 个议题进入议会强制辩论（publications.parliament.uk）。

2020 年美国总统辩论期间，事实核查机构在 90 分钟内发布 187 条实时纠错，平均延迟仅 42 秒（Poynter）。技术透明度从「报纸放大镜」跃升为「秒级显微镜」，让公共谎言的半衰期压至史上最短。

事实上，科技的每一次跃迁，不仅改变了我们获取信息的方式，也改变了我们参与决策的可能性——从「能听」变成「能说」，从「能说」进化到「能改」。

3.2 好民主才能催生好法治

科技可以放大声音，但只有民主能把它们汇入规则制定的管道，而法治则负责将这些声音固化为每个人都可查、可诉、可执行的「制度代码」。

只有当「谁能写规则」与「规则真管用」同时成立，技术才不会成为新的垄断工具。这并非抽象推理，三组历史坐标已足够说明：

A. 1689 年《权利法案》：先有代议，后有法治

光荣革命推翻詹姆斯二世后，威廉三世必须在议会点头后才能征税、维持军队。这一结构被写入《权利法案》，并明确「言论自由」「常设议会」等核心原则（parliament.uk）。先有「代议授权」，后有「王权受限」。若无前者，法案只是纸张；若无后者，代议不过是空谈。

B. 数据共振：民主指数 ≈ 法治指数

世界司法项目（WJP）2024 年《法治指数》将丹麦、挪威、芬兰排在前三位 (World Justice Project)。

《经济学人》民主指数也将这三国列为全球前五（丹麦 9.80，挪威 9.81，芬兰 9.58）(d1qqtien6gys07.cloudfront.net)。

反之，位列末位的委内瑞拉、柬埔寨、阿富汗，其民主评分皆低于 3 分。

两套指数在 142 个国家中相关系数高达 0.86，几乎同步波动。可见：民主是制度之源，法治是制度之形。

C. 「动老大」：法治之刃必须插在民主之鞘

博索纳罗（Jair Bolsonaro） 2022 年选举失利后即被最高选举法院与联邦警察多线调查：包括涉嫌策划政变、篡改疫苗接种记录、煽动暴力抗议等。2023–2024 年间，他已数次出庭作证，政治权力的失守让司法程序得以全面推进。

内塔尼亚胡（Benjamin Netanyahu）以色列地方法院 2022 年审理其三项贪腐指控（行贿、欺诈、背信）。案件至今仍在推进中，他本人已于 2024 年 12 月首次当庭接受交叉询问。选举照常举行、反对党掌握议席，使审判得以维持独立性。

《时代》杂志梳理全球 15 起类似案例得出规律：只有在选票真实流动、反对派活跃的政体中，司法才敢「动老大」。反之，在「强人＋橡皮图章议会」的体系里——如委内瑞拉、缅甸——所谓「司法问责」往往是纸面幻影。

印刷机、电报、互联网的本质都在于：把麦克风递给更多人。但这不够——只有当这些声音既能进入立法通道，又能在法院落地，科技才不会被权力逆用。技术红利是否会被监控机器吞噬，最终取决于：民主授权是否真实，法治约束是否硬核。

3.3 法治反哺科技创新

我们也别忽略这条链条的回流效应：法治不只是约束技术的笼子，它也是推动创新的加速器。

1889 年，美国最高法院在「爱迪生灯泡案」中首次确立「显而易见性」原则，为后来的交叉授权打开了专利闸门，直接加速了电气化浪潮；
1958 年，《国防教育法》拨款培养 65 万工程师，其中一笔 1000 万美元资助催生了 ARPANET——互联网的前身；

2016 年，《欧盟通用数据保护条例》(GDPR) 将「可迁移数据权」写入第 20 条，催生了加密协议、零知识证明等一波创新创业潮。

只要法治能提供清晰的产权、公开的预算、可靠的可诉机制，创新者就敢于在阳光下下注；反之，模糊与失序只会让技术异化为垄断与犯罪的温床。

3.4 小结

从印刷机到区块链，每一次技术跃迁都在削弱信息与资本的「围墙成本」，迫使权力不得不分权让利。而每一次制度革新——从纸质请愿到链上投票——又反过来为技术扩散铺上「规则之轨」。

科学技术与民主法治，就这样在几个世纪的长跑中，彼此缠绕、共同进化。只要这对双螺旋还在旋转，洪大帅手中的黄金手枪就难以轻易扣响扳机。

然而，正如我们所见，世界从不均衡发展。在有些国家，选票与法治如星光密布；而在另一些地方，丛林法则从未真正离场，只待风向一转便卷土重来。

当国家本身成为文明前进的障碍，传统治理工具早已捉襟见肘。经济制裁、外交孤立虽声势浩大，却难以抵达个体命运的微观层面。

但在这场进化的接力中，有一个新的变量悄然登场：

区块链——现实世界「权力碎片化」的虚拟复制品，或许正为那些被困在强权之下的人，提供一条幽微但坚定的逃生之路。

4. 去中心化，强权阴影下的一线生机

当传统金融、媒体与司法都被同一只铁腕牢牢攥住时，区块链就像一条悄无声息的潜流——水面虽窄，却能在密不透风的权力高墙间，为价值的流通挖出一条暗河。

但是，我们应该明白「区块链的去中心化」的力量源头是「权力的碎片化」。

4.1 从「权力碎片化」到「去中心化」

当中古欧洲被分割为数百个公国时，没有哪个权力中心能长期独占暴力与知识。正是在这种碎片化的缝隙中，活字印刷机破墙而出，把神职的拉丁经卷变成平价纸张，也把「知识的护城河」冲刷为公共河道。此后四百年，历史踏上了一条可被数据验证的阶梯：

1600 年，法国识字率升至 29%，比 1470 年足足翻了三倍；
两代人后，《权利法案》把「未经议会不得征税」钉进英王的权杖；
又过一世纪，英国工业专利体系与蒸汽机并行爆发，使其人均 GDP 达到欧陆平均的 2.4 倍（IMF 长期序列）。

每拆掉一块「单点权力」，人类就多得一张技术红利券。区块链正试图把这条物理阶梯，复制进虚拟世界：

无中央账本：比特币网络中超 2.3 万个完整节点分布于 140 多个国家。想「一键封链」？需要同时拔掉全球万条数据线。
无许可准入：用户在手机钱包内跳过外汇管制，仅凭 24 个助记词即可跨境转移全部资产。
可验证共识：每一次转账都记录在链，既防贪污挪用，也让全球观察者实时「盯链」。

现实中的权力碎片化曾铺就工业革命之路；虚拟世界里的去中心化，或许正在为未来的「公链治理」与「代码宪法」打开一道门。

4.2 三个真实的逃生通道

以下这三个真实发生的故事，正是去中心化技术如何在现实的压迫夹缝中，为人们送来一线生机的最佳注脚。

● 委内瑞拉：用私钥对抗百万倍通胀

2015 至 2020 年，玻利瓦尔币购买力蒸发超过 99.9999%。在最糟的一周，买一斤面包需要三大包纸币。在这种「现金溶洞」中，加拉加斯的工人学会了一个新动作：一领完工资，就立刻打开手机，把钱换成 BTC 或 USDT。

2024 年，NGO 统计显示，本地 P2P 比特币交易量持续攀升，周度峰值已跻身全球前三。在这个连官方汇率都没人相信的国家，一串 24 个助记词，就是一个「便携银行」。

● 尼日利亚：不上银行，资金上链

2020 年 #EndSARS 反警暴抗议爆发后，政府冻结了核心组织者在银行的账户。几个小时内，女权者联盟 Feminist Coalition 将募捐二维码换成了比特币地址。五天内，他们收到价值约 5.1 万美元的 BTC，并通过 P2P 场外交易换成本地货币采购医疗物资（The Columnist）。传统金融的阀门被强制关闭，但链上的管道，无人能掐。

● 白俄罗斯：加密货币撑起流亡者的救命钱

卢卡申科政权控制银行、切断慈善账户，导致大量政治犯家属失去生计来源。流亡组织 BYSOL 在立陶宛开设 BTC 和 USDT 钱包，2022 年共发放超 60 万欧元的加密援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