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italik：去中心化不丢商业性，权利平衡视角下的「共生」解法

原文作者：Vitalik Buterin

原文编译：Saoirse，Foresight News

 

我们很多人都对「大企业」（Big Business）心存忌惮。我们喜欢企业提供的产品和服务，却反感价值数万亿美元的垄断性封闭生态、沦为准赌博性质的电子游戏，以及那些为了利润而操控整个政府的企业。

我们很多人也惧怕「大政府」（Big Government）。我们需要警察、法院维护公共秩序，也依赖政府提供各类公共服务，却不满政府随意指定「赢家」与「输家」、限制人们的言论自由、阅读自由乃至思想自由，更反对政府侵犯人权或发动战争。

最后，我们中的许多人还畏惧这个三角关系的第三个角：「暴民群体」（Big Mob）。我们认可独立公民社会、慈善机构以及维基百科的价值，却厌恶暴民私刑处决他人、抵制文化，以及类似法国大革命或太平天国运动那样的极端事件。

本质上，我们向往进步 —— 无论是技术、经济还是文化领域的进步 —— 但我们同时也畏惧历史上催生这些进步的三大核心力量。

要破解这一困局，一个常见思路是权力平衡理念。如果社会需要强大力量推动发展，那么这些力量就应相互制衡：要么是单一力量内部实现平衡（例如企业间的竞争），要么是不同力量之间形成制衡，理想状态则是两者兼具。

从历史上看，这种平衡在很大程度上会自然形成：由于地理距离限制，或是协调大规模人力完成全球性任务的需求，天然的「规模不经济」现象会制约力量过度集中。然而在本世纪，这一规律已不再成立：上述三大力量正同时变得愈发强大，且不可避免地频繁相互作用。

在本文中，我将深入探讨这一主题，并提出若干策略，以守护当今世界这一日益脆弱的「权力平衡」特质。

在之前的一篇博文中，我将这个「所有领域都将长期存在『大力量』（Big X）」的新兴世界，描述为「茂密的丛林」。

我们为何惧怕大政府

人们惧怕政府并非毫无缘由：政府掌握着强制力，完全有能力对个人造成伤害。政府拥有的摧毁个人的权力，即便马克・扎克伯格（Mark Zuckerberg）或加密货币从业者想拥有，也远远无法企及。正因如此，几个世纪以来，自由主义政治理论始终围绕「驯服利维坦」这一核心问题 —— 既要享受政府维护法律与秩序带来的益处，又要避免出现「君主可随意支配臣民」的弊端。

（驯服利维坦：taming the leviathan，是政治学概念，指通过法治、三权分立、权力下放等制度设计，约束政府这一「拥有强大强制力却可能侵犯个体权利的公共权力体」，在保障其维护社会秩序功能的同时，防止权力滥用，平衡公共秩序与个体自由。）

这一理论体系可浓缩为一句话：政府应是「规则制定者」，而非「游戏参与者」。也就是说，政府应尽可能成为一个可靠的「竞技舞台」，高效解决其管辖范围内的人际纠纷，而非主动追求自身目标的「行动主体」。

这一理想状态有多种实现路径：

• 自由意志主义：认为政府应推行的规则本质上只有三条 —— 不欺诈、不偷窃、不杀人。
• 哈耶克式自由主义：主张避免中央计划；若必须干预市场，应明确目标而非指定手段，将具体实施交由市场自主探索。
• 公民自由主义：强调言论、宗教与结社自由，防止政府在文化与思想领域强加自身偏好。
• 法治：政府应通过立法明确「可为与不可为」，再由法院负责执法。
• 普通法至上主义：主张彻底废除立法机构，由去中心化的法院体系对个案作出裁决，每一项裁决都构成一个先例，推动法律逐步演进。
• 三权分立：将政府权力拆分为多个分支，各分支之间相互监督、相互制衡。
• 辅助性原则：主张问题应交由最基层且有能力处理的机构解决，最大限度避免决策权集中。
• 多极化：至少应避免单一国家主导全球；理想状态下，还需实现两项额外制衡：

1. 避免任何国家在其所在地区形成过度霸权；
2. 确保每个个体都有多种可选择的「备用方案」。

即便在传统意义上非「自由主义」的政府中，类似逻辑同样适用。近期有研究发现，在被归类为「威权主义」的政府中，「制度化」政府往往比「个人化」政府更能推动经济增长。

当然，完全避免政府成为「游戏参与者」并非总能实现，尤其是在面临外部冲突时：若「参与者」向「规则」宣战，最终获胜的必然是「参与者」。但即便需要政府临时扮演「参与者」角色，其权力也通常会受到严格限制 —— 例如古罗马的「独裁官」制度：独裁官在紧急时期拥有极大权力，但一旦危机解除，权力便会回归常态。

我们为何惧怕大企业

对企业的批评可简洁地归为两类：

1. 企业因「本性邪恶」而糟糕；
2. 企业因「毫无活力」而糟糕。

第一类问题（企业「邪恶」）的根源在于：企业本质上是高效的「目标优化机器」，而随着其能力与规模不断扩张，「利润最大化」的核心目标与用户及社会整体目标的偏差会越来越大。这种趋势在许多行业中都清晰可见：行业初期往往由爱好者自发推动，充满活力，但随着时间推移，逐渐变得以利润为导向，最终与用户利益产生冲突。例如：

左图：2009-2021 年期间，新发行加密货币中直接分配给内部人员的代币比例；右图：1970-2020 年期间，大麻中四氢大麻酚（THC，致幻活性成分）的浓度。

电子游戏行业同样呈现这一趋势：这个最初以「乐趣与成就感」为核心的领域，如今越来越依赖内置「老虎机式机制」，最大限度地从玩家手中榨取资金。即便主流预测市场也开始显现令人担忧的倾向：不再聚焦「优化新闻媒体」「改善治理」等益社会目标，转而专注于体育博彩。

上述案例更多源于企业能力提升与竞争压力的叠加，而另一类案例则与企业规模扩张直接相关。通常而言，企业规模越大，就越有能力通过「扭曲周边环境」（包括经济、政治、文化）来实现自身利益。一家规模扩大 10 倍的企业，在一定程度上扭曲环境所能获得的收益也会增加 10 倍 —— 因此，它采取这类行为的频率会远高于小企业，且一旦行动，动用的资源也会是小企业的 10 倍。

从数学角度看，这与「垄断企业为何将价格定在边际成本之上、以社会无谓损失为代价增加利润」的逻辑一致：在这种场景下，「市场价格」就是被扭曲的「环境」，垄断企业通过限制销量来「扭曲环境」。扭曲能力的强弱与市场份额成正比。但用更通用的表述来说，这一逻辑适用于多种场景，例如企业游说、戴比尔斯（De Beers）式的文化操纵活动等。

第二类问题（企业「毫无活力」）则表现为：企业变得枯燥刻板、规避风险，无论是在企业内部还是企业之间，都形成了大规模的同质化结果。（建筑风格的单一化便是企业「毫无活力」的典型表现。）

建筑单一化是企业平庸化的一种典型形式。

「没有灵魂」一词很有意思 —— 它的含义介于「邪恶」与「毫无活力」之间。用「没有灵魂」形容企业「为博取点击量让用户成瘾」「形成卡特尔联盟抬高价格」「污染河流」，显得十分贴切；而用它描述企业「让全球城市面貌趋于一致」「制作 10 部情节雷同的好莱坞电影」，同样毫不违和。

我认为，这两类「没有灵魂」的现象，根源都在于两个因素：动机共性与机构共性。所有企业都高度受「利润动机」驱动，若众多强大主体拥有相同的强烈动机，且缺乏有力的反向制衡力量，它们必然会朝着同一方向发展。

「机构共性」则源于企业规模扩张：规模越大，企业就越有动力去「塑造环境」。一家市值 10 亿美元的企业，在「塑造环境」上的投入会远多于 100 家市值 1000 万美元的企业；同时，规模扩张也会加剧同质化 —— 星巴克对「城市同质化氛围」的贡献，远超过 100 家规模仅为其 1% 的竞争对手之和。

投资者可能会加剧这两种趋势。对于一位（非反社会型的）初创企业创始人而言，企业发展到 10 亿美元规模并造福世界，会比发展到 50 亿美元规模却破坏社会更令其满足（毕竟，49 亿美元能买到的游艇与飞机，远不值得用「被世界憎恨」来换取）。但投资者与自身决策的「非财务后果」距离更远：随着市场竞争加剧，愿意追求 50 亿美元规模的投资者会获得更高回报，而满足于 10 亿美元规模的投资者则会获得更低（甚至负）回报，难以吸引资金。此外，持有多家投资组合企业股份的投资者，往往会被动推动这些企业在一定程度上形成「合并的超级主体」。不过，这两种趋势都存在一个重要制约因素：投资者对投资组合企业内部情况的「监控能力」与「问责能力」是有限的。

与此同时，市场竞争虽能缓解「机构共性」，但能否缓解「动机共性」，取决于不同竞争者是否拥有「非利润导向的差异化动机」。在很多情况下，企业确实会有这类动机：例如以「向公众公开创新成果」「坚守核心价值观」「追求美学价值」为名牺牲短期利润。但这种情况并非必然发生。

若「动机共性」与「机构共性」导致企业「没有灵魂」，那么「灵魂」究竟是什么？我认为，本文语境下的「灵魂」，本质就是多元性—— 即企业之间那些非同质化的特质。

我们为何惧怕暴民群体

当人们正面谈论「公民社会」—— 即社会中既非盈利导向、也非政府属性的部分时，总会将其描述为「由大量独立机构构成，且各自专注于不同领域」。若让人工智能解释「公民社会」，它给出的例子也大抵如此。

而当人们批评「民粹主义」时，脑海中浮现的往往是相反场景：一位极具魅力的领袖，煽动数百万人追随自己，形成一个追求单一目标的庞大群体。民粹主义虽以「普通民众」为旗号，但更核心的是构建「民众团结一致」的假象 —— 且这种「团结」往往表现为支持某位领袖、反对某个「被憎恨的外部群体」。

即便人们批评公民社会，论点也始终围绕「它未能实现『大量独立机构各展所长』的使命，反而在推动某种自发形成的共同议程」—— 例如「大教堂」（The Cathedral）理论所批判的现象。

力量之间的平衡

在上述所有案例中，我们讨论的都是三大「力量」各自内部的权力平衡。但不同力量之间同样可以形成制衡，其中最典型的案例便是政府与企业之间的权力平衡。

资本主义民主制度，本质上就是一套「大政府」与「大企业」的权力平衡理论：企业家既拥有挑战政府激进行为的法律工具，又能通过资本集中获得独立行动的能力，而政府则可以对企业实施监管。

「钯金主义」（Palladium-ism）推崇亿万富翁，但特指那些「脱离常规、为追求自身具体愿景而采取非常规行动，而非直接追求利润」的富豪。从这个角度看，「钯金主义」可被视为一种「在获取资本主义益处的同时规避其弊端」的尝试。

尽管政府与市场都为「星舰」项目创造了必要条件，但最终推动其诞生的，既非利润动机，也非政府指令。

我个人对慈善事业的看法，在某些方面与「钯金主义」相似。我曾多次明确支持亿万富翁参与慈善，并希望有更多人投身其中。但我所倡导的慈善，是能够「制衡社会其他力量」的慈善。市场往往不愿为公共产品提供资金，政府则往往不愿资助「尚未成为精英共识」或「受益群体不集中于单一国家」的项目。有些项目同时符合这两类特征，因此被市场与政府双双忽视 —— 而富裕个体恰好可以填补这一空白。

但亿万富翁的慈善事业也可能走向有害的方向：当它不再是政府的「制衡力量」，反而取代政府掌控权力时。过去几年，硅谷就发生了这样的变化：有权势的科技公司 CEO 与风险投资家，不再那么信奉自由主义、支持「退出机制」，而是更多地直接推动政府向自身偏好的目标靠拢 —— 作为交换，他们让世界上最强大的政府变得更加强大。

我更喜欢左侧的场景（2013 年），而非右侧的场景（2025 年）：因为左侧体现了权力平衡，而右侧则是两个本应相互制衡的强大派系，反而走向了合并。

三角关系中的另外两组力量之间，同样可以形成权力平衡。启蒙运动时期提出的「第四等级」（媒体）理念，本质就是将公民社会作为制衡政府权力的力量（与此同时，即便没有审查制度，权力也会反向流动：政府通过资助中小学与大学，对教育内容产生深远影响，尤其是对中小学教育）。另一方面，媒体会报道企业动态，而成功的商界人士也会为媒体提供资金支持。只要不存在单一方向的权力垄断，这些机制就都是健康的，能增强社会的稳健性。

权力平衡与规模经济

若要找一个既能解释美国 20 世纪崛起、又能解释中国 21 世纪发展的论点，答案很简单：规模经济。这一点常被美中两国人士用来批评欧洲：欧洲有众多中小型国家，文化、语言与制度各异，难以培育出覆盖全欧的大型企业；而在一个规模庞大、文化同质化的国家，企业则可轻松将规模扩大到数亿用户。

规模经济的影响至关重要。在人类发展层面，我们需要规模经济 —— 因为它是迄今为止推动进步最有效的方式。但规模经济也是一把双刃剑：若我的资源是你的两倍，我能取得的进步将不止两倍；因此到了明年，我的资源可能会变成你的 2.02 倍。长此以往，最强大的主体终将掌控一切。

左图：成比例增长 —— 初始阶段的微小差距，最终仍会保持微小；右图：规模经济下的增长 —— 初始阶段的微小差距，会随时间推移变得极大。

从历史上看，有两种力量会抵消规模经济的影响，防止其导致权力垄断：

• 规模不经济：大型机构在诸多方面效率低下，例如内部利益冲突、沟通成本、地理距离带来的成本等。
• 扩散效应：人员在企业间、国家间流动时，会带走自身的想法与技能；欠发达国家可通过与发达国家贸易实现「追赶式增长」；工业间谍活动无处不在，创新成果会被反向工程破解；企业可利用一个社交网络为另一个社交网络引流。

若将「规模领先者」比作猎豹，「规模落后者」比作乌龟，那么「规模不经济」会让猎豹减速，「扩散效应」则像一只橡皮手，将乌龟拉得离猎豹更近。但近年来，若干关键力量正改变这一平衡：

• 技术快速进步：使得规模经济的「超指数增长曲线」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陡峭。
• 自动化：让全球性任务只需少量人力即可完成，大幅降低了人力协调成本。
• 专有化技术的普及：现代社会已能制造「仅开放使用权、不开放修改与控制权」的专有软件与硬件产品。在历史上，将产品交付给消费者（无论在国内还是跨国交付），必然意味着允许对方进行检查与反向工程 —— 但如今，这一规律已不再成立。

本质上，规模经济的效应正不断增强：尽管受互联网通信影响，「思想扩散」的广度可能超过以往，但「控制权的扩散」却比以往更弱。

核心困局：在 21 世纪，我们如何在实现快速进步、构建繁荣文明的同时，避免权力的极端集中？

解决方案：强制推动更多「扩散」。

「强制推动更多扩散」具体指什么？首先，我们可以看几个政府政策案例：

• 欧盟的标准化强制要求（例如近期推行的 USB-C 接口标准）：加大了构建「与其他技术不兼容的专有生态」的难度。
• 中国的强制技术转让规则。
• 美国禁止竞业禁止协议：我支持这一政策，因为它迫使企业内部的「隐性知识」部分实现「开源」—— 员工离开一家企业后，可将在该企业学到的技能应用于其他领域，造福更多人。保密协议虽会限制这一过程，但幸运的是，其在实际执行中漏洞百出。
• Copyleft 许可证（如 GPL 协议）：要求任何基于 Copyleft 代码开发的软件，自身也必须采用开源模式并适用 Copyleft 许可。

我们还可以沿着这一方向提出更多构想：例如，政府可借鉴「欧盟碳边境调节机制」，设计一种新的税收机制 —— 根据产品的「专有化程度」（通过某种衡量标准），对国内外产品征收相应税款；若企业向社会共享技术（包括通过开源方式），则税率可降至零。另一个值得重启的构想是「知识产权哈伯格税」（对知识产权按估值征税，激励所有者高效利用知识产权）。

此外，我们还应更多采用一种更「灵活」的策略：对抗性互操作性。

正如 Cory Doctorow（知名的科幻小说作家、博客作者和记者）所解释的：

「对抗性互操作性，指的是在未获得现有产品 / 服务制造商许可的情况下，开发新的产品 / 服务，并使其能与现有产品 / 服务对接。例如第三方打印机墨水、替代应用商店，或是使用竞争对手生产的兼容零件为汽车、手机或拖拉机提供维修服务的独立维修店。」

本质上，这一策略就是「以未获许可的方式，与科技平台、社交媒体网站、企业及国家互动，同时从它们创造的价值中获益」。

具体案例可能包括：

• 社交媒体平台的替代客户端：用户可通过这类客户端查看他人发布的内容、发布自己的内容，且能自主选择客户端的内容过滤方式。
• 具备相同功能的浏览器扩展程序：类似广告拦截器，但专门针对 X 等平台上的人工智能生成内容。
• 法定货币与加密货币之间的去中心化抗审查交易所：这类交易所可缓解中心化金融系统的「瓶颈风险」（即单点故障导致整个系统瘫痪的问题）。

总体而言，Web2 中的许多价值获取都发生在用户界面层面。因此，若能开发出「可与平台及使用现有界面的其他用户实现互操作」的替代界面，用户便能继续留在该网络中，同时避开平台的价值收割机制。

Sci-Hub 就是「强制扩散」的典型工具 —— 它在提升科学领域的公平性与开放获取程度方面，无疑发挥了重要作用。

第三种提升「扩散效应」的策略，是回归 Glen Weyl 与 Audrey Tang 提出的「多元性」理念。他们将这一理念描述为「促成差异间的协作」—— 即让观点不同、目标各异的人能更好地沟通与合作，在享受「加入大型群体带来的效率提升」的同时，避免「大型群体沦为单一目标驱动主体」的弊端。这类理念可帮助开源社区、国家联盟及其他非单一主体的群体，提升彼此间的「扩散水平」，使其在共享更多规模经济红利的同时，仍能与内部组织更严密的中心化巨头保持竞争力。

需要注意的是，这一思路在结构上与 Piketty 的「r> g」（资本回报率高于经济增长率）理论及其「通过全球财富税（及强化公共服务）解决财富集中问题」的主张有相似之处。两者的核心区别在于：我们没有聚焦于「财富」本身，而是向上游追溯，将目光投向了「无限制财富集中的源头」—— 我们要扩散的不是金钱，而是生产资料。

我认为这一思路更优，原因有二：其一，它更直接地针对「危险核心」（即「极端增长」与「排他性」的结合），若执行得当，甚至能提升整体效率；其二，它不局限于针对某一类权力 —— 全球财富税或许能防止亿万富翁群体的权力集中，却无法制约强权独裁政府或其他跨国实体，甚至可能让我们在面对这些力量时更无防备。而「通过全球性去中心化策略强制推动技术扩散」—— 即明确告知各方「要么与我们共同成长，按合理节奏共享核心技术与网络资源；要么完全孤立发展，被我们排除在外」—— 则能以更全面的方式应对权力集中问题。

D/acc：让多极化世界更安全

多元主义面临一个理论层面的风险，即「脆弱世界假说」：随着技术进步，未来可能会有越来越多的主体具备「对全人类造成灾难性伤害」的能力；世界的协调性越弱，其中某一主体最终选择实施这种伤害的概率就越高。对此，一些人认为唯一的解决方案是「进一步集中权力」—— 但本文主张的恰恰是「减少权力集中」。

D/acc（防御性加速主义，Defensive Accelerationism）是一种互补性策略，它能让「减少权力集中」的目标更安全地实现。其核心是「构建与进攻性技术同步发展的防御性技术」，且这类防御技术需具备开放性与普惠性，让所有人都能获取 —— 通过这种方式，降低人们因「安全焦虑」而寻求权力集中的需求。

D/acc 技术立方体示意图

多元主义的道德观

奴役道德观认为：你不允许变得强大。

主人道德观认为：你必须变得强大。

而以权力平衡为核心的综合道德观则可能认为：你不允许形成霸权，但应追求产生积极影响，并赋能他人。

这一观点，本质上是对已有数百年历史的「赋能权」与「控制权」二分法的重新诠释。

要实现「拥有赋能权而不掌握控制权」，路径有二：一是向外部世界保持高度「扩散性」；二是在构建体系时，最大限度降低其「被用作权力杠杆」的可能性。

在以太坊生态中，去中心化质押池 Lido 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目前，Lido 管理的 ETH 质押量约占全网总质押量的 24%，但人们对它的担忧程度，远低于对「其他任何掌握 24% 质押量的主体」的担忧。原因在于，Lido 并非单一主体：它是一个内部去中心化的 DAO，拥有数十个节点运营商，且采用「双重治理」设计 ——ETH 质押者拥有对决策的否决权。Lido 在这一方向上的努力值得肯定。当然，以太坊社区也始终明确：即便有这些保障措施，Lido 也不应掌控以太坊的全部质押量 —— 目前来看，它离这一风险阈值还很远。

未来，更多项目应明确思考两个核心问题：不仅要设计「商业模式」—— 即如何获取资源以支撑自身运营；更要设计「去中心化模式」—— 即如何避免自身成为权力集中的节点，以及如何应对「掌握权力可能带来的风险」。

有些场景下的去中心化相对容易实现：例如，很少有人会介意英语的主导地位，也很少有人会担忧 TCP、IP、HTTP 等开放协议的广泛使用。但在另一些场景下，去中心化则颇具挑战 —— 因为某些应用场景「需要主体具备明确的意图与行动能力」。如何在保留「灵活性优势」的同时规避「权力集中弊端」，将是未来长期面临的重要挑战。

 

特别感谢 Gabriel Alfour、Audrey Tang 和 Ahmed Gatnash 提供的反馈与审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