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金融体系的崩溃和重建：从摩根大通到贝莱德（二）

原文标题：‌《The Fall and Rise of American Finance》

原文作者：Scott M. Aquanno、Stephen Maher

原文编译：MicroMirror

本杰明·布劳恩对他所说的“资产管理资本主义”进行了最重要的研究，他认为这种新的公司治理制度已经取代了新自由主义的股东资本主义。然而，尽管这种制度定义了广泛的集中和多样化，布劳恩认为，资产管理公司在其投资组合公司中“没有直接的经济利益”。这是因为，作为“收费中介”，他们被认为不会直接从他们持有股份的公司的业绩中受益：所有的回报都传递给了他们的客户，他们只从费用中赚钱。因此，他认为，他们的主要利益是最大限度地管理资产，他们几乎没有动力采取代价高昂的干预措施来提高投资组合公司的绩效。这将资产管理资本主义与古典金融资本区分开来，在古典金融资本中，公司主要由金融家控制。

然而，尽管资产管理公司明显缺乏主动控制，布劳恩也暗示（有点含糊），这些公司的资产集中抑制了竞争。其他研究人员，如Jan Fichtner、Eelke M.Heemskerk和Javier Garcia Bernardo认为，尽管三巨头是被动投资者，但他们不是被动所有者。相反，他们表明，这些公司在其管理的基金中制定了协调和集中的投票策略，使他们能够对其投资组合公司拥有实质性的权力。他们认为，也许更重要的是，这些公司可能会在幕后发挥“隐藏的力量”。然而，这些学者也认为，金融权力的集中导致了竞争的抑制。随着大型资产管理公司拥有特定行业的所有竞争对手，这些公司失去了竞争的动力，导致价格上涨，削弱了资本的活力。

事实上，大型资产管理公司之间的竞争迫使他们进行干预，以最大限度地提高其投资组合公司的竞争力。资产管理公司相互竞争，以及与所有其他金融机构竞争，以吸引储蓄。这意味着，与其他可能的渠道相比，他们必须为客户提供最具吸引力的回报。此外，正如布劳恩所认识到的，这些公司收取的费用是按其持有资产价值的百分比计算的。如果他们有兴趣最大化他们的费用，那么他们也必须有同样的兴趣最大化其持有的价值。鉴于他们不能进行交易，这直接激励他们干预公司治理。资产管理公司及其客户的利益几乎完全相同。

这些作品的明确含义是，需要通过控制金融和恢复竞争来“拯救资本主义”。与布劳恩一样，Fichtner等人认为金融是寄生性的，会耗尽行业的租金，削弱竞争力，提高消费者的价格，而对生产或国家繁荣没有任何贡献。相反，新的金融资本竞争激烈，强化了纪律，以最大限度地利用和利润。因此，首要的政治任务不是通过攻击金融来“恢复竞争力”，而是恰恰相反：我们必须创造免受竞争压力的空间，在那里我们可以开始形成更合作和民主的社会、政治和经济组织形式。那些寻求创造一个更加公正和可持续的世界的人必须面对的是资本本身，而不仅仅是金融。

重新思考金融与公司

金融化植根于资本主义的演变，因为它解决了紧张局势和对抗。由于资本主义的矛盾永远无法完全解决，它必须不断改变，以克服它们产生的障碍和危机——这一过程类似于达尔文的适应。阶级冲突是最重要的，但绝不是唯一的矛盾。虽然1929年的股市崩盘之后肯定是20世纪30年代的工人阶级斗争浪潮，但它也揭示了以银行为中心的金融资本体系的深刻不稳定性。这促使国家将银行与公司治理分开，进而导致工业公司承担新的金融职能。随后，这些公司通过将公司规划重组为内部金融市场，适应了管理日益复杂、国际化和多样化运营的挑战。

20世纪70年代，当工人阶级的激进主义挤压企业利润时，金融化和全球化强加了阶级纪律，降低了劳动力成本，从而恢复了利润，并允许积累恢复。由此产生的金融霸权制度以银行以及持有大量股票的新一批机构投资者为中心。这些机构与一个新的基于市场的金融体系相联系，该体系依赖于复杂的金融交易链来产生信贷。这一体系的崩溃是2008年金融危机的核心，这是自20世纪30年代以来资本主义最严重的危机。随后，通过一系列激烈而前所未有的干预，国家重组了金融秩序。通过提供广泛的流动性来稳定系统，国家无意中促进了以资产管理公司为中心的新型金融资本的整合。

通过将当代金融化的根源追溯到古典金融资本终结的那一刻，我们强调了金融和工业在多大程度上不是对立的，而是从根本上相互联系的。此外，我们还说明了从公司资本主义的早期开始，金融对工业的健康、活力和竞争力至关重要。金融不是问题，而是资本主义系统性矛盾的解决方案。这种关于金融如何对资本主义发展起作用的描述与许多观点截然不同，许多观点认为金融的崛起是衰退的标志，而衰退只是在相对较新的“后期”才出现的。因此，我们的分析将揭示这些作品中隐含或明确包含的旨在回归更健康、金融化前资本主义形式的处方是多么的错误。从我们的分析中可以提炼出金融化理论面临的几个关键挑战：

1） 金融化并不是什么新鲜事。金融化通常被认为是一种起源于20世纪80年代的新自由主义现象。正如Hilferding在二十世纪初所理解的那样，金融化的形式从公司资本主义的早期就存在了。对他来说，公司的关键特征是它允许工业“用货币资本运作”。股份公司用非个人的流通股所有权取代了工业资产的个人所有权，流通股是一种货币工具，也可以控制工业企业。对生产的控制开始围绕货币资本的拥有进行重组，而不是直接拥有机器和工厂等固定资本。因此，在古典金融资本时期，银行拥有集中的资金池和产生信贷的能力，使其能够在组建和控制公司方面发挥最积极的作用。

投资银行倒闭后，在管理时期出现了一种新的企业金融化形式，通常被视为“金融化前”资本主义的顶峰。在战后的几十年里，工业公司越来越多地成为金融机构。非常高的利润和相对疲软的投资者使行业经理控制了大量留存收益，他们将这些收益借给金融市场，与银行直接竞争。与此同时，这些公司通过发展内部资本市场来适应国际化、多样化和生产规模不断扩大的挑战，在内部资本市场中，高管们将货币资本分配到他们越来越认为是竞争性金融资产的投资组合中。到20世纪80年代投资者权力重新出现时，这一过程已经在顺利进行，如今已采取资产管理公司集中所有权的形式。

2） 金融和工业不是分开的。对资本的控制本质上是金融性的：它取决于获得足够数量的资金以产生利润的能力。资本的经济力量首先来自直接投资的能力，这决定了社会生产能力的用途。从某种意义上说，所有资本家都是金融家，面临着投资于一件事或另一件事并追求最有利可图的机会的选择。然而，资本被分为几个部分：金融在积累的整体结构中起着特定的作用，在各个生产部门之间竞争性地循环投资。金融依靠工业利润获得利息，而工业则与金融体系合作筹集投资和流通资本。因此，即使没有融入金融资本，金融和工业也是相互依存的。

因此，旨在将金融孤立为“坏”资本主义而非“好”制造业的原因的政治策略必然会失败。一方面，资本家本能地将对金融的攻击理解为对整个资本的挑战。更根本的是，这种框架没有意识到，在很大程度上，金融和工业的利益已经变得几乎无法区分。不可能将受金融化影响的独立实业家群体与受益于金融化的金融家分开。虽然公司的内部重组将工业经理转变为金融家，但全球化使金融对工业生产更加重要。支撑当前金融资本形式的被动投资策略具有明显的长期性，这导致了金融家和工业公司之间特别密切的联系。

3） 金融化并不意味着资本主义的衰落。金融的增长和赋权并不是资本主义正在崩溃的迹象。事实上，如果过去几十年的金融化对该体系有害，资本家们听到这个消息会感到非常惊讶。金融化对于解决20世纪70年代的危机、恢复工业盈利能力以及将全球外围庞大的低薪劳动力开放给剥削至关重要。如今，利润和管理层薪酬高得离谱。与此同时，投资者通过股价上涨和股息支付而致富。所有这些都没有以牺牲企业投资或研发支出为代价，这两者都保持在较高水平。金融不断为美国跨国公司保持世界上最具活力和竞争力创造条件。

事实上，金融问题就是资本主义问题。金融化增强了工业企业的竞争纪律，并为管理者提供了追求新的利润最大化战略的工具。正如19世纪股票的集中所有权使投资银行能够组织公司一样，今天它允许金融机构在控制工业资本和重组公司方面发挥积极和直接的作用。与此同时，金融部门对资本的竞争性再分配将储蓄引导到最具生产力和利润的渠道。通过这种方式，金融化促进了动态、竞争性和灵活的全球生产和投资网络的形成。这加剧了剥削和劳动纪律，这对资本来说几乎不是问题，而是标志着这些战略的成功。

4） 金融化不是垄断。从围绕货币资本分配进行重组的角度来看，非金融公司的金融化表明了将大公司视为“垄断”的严重缺陷。资本主义的发展往往被描述为从“竞争”阶段开始，后来被“垄断”阶段所取代。这假设了竞争的数量理论，根据该理论，竞争力是任何特定部门企业数量的函数。根据这一观点，随着时间的推移，随着公司数量的减少，集中度和集中度的提高，竞争会屈服于垄断，因为大公司会设定价格并获得垄断利润。然而，金融化意味着公司不一定与特定行业挂钩：他们以最有利可图的方式在不同的业务、不同的设施和进入全新的行业中分配货币资本。

资本主义产生了集中、集权和金融化的趋势。竞争力不是来自市场中的公司数量，而是来自资本的流动性：资本流入产生最高回报的领域，又从产生较低回报的领域流出的过程。最有效地促进这一运动的组织是最具竞争力的。只要金融使资本更具流动性，降低交易成本，促进资本在部门和地理空间之间的流通，它就会使资本更具有竞争力，而不是降低竞争力。资本流动性的增加反过来又对效率和利润最大化施加了巨大的竞争压力，因为工人竞争工作，国家竞争投资，分包商竞争合同，公司竞争开发和控制技术、知识产权和组织形式。

5） 该州从未“退缩”。为应对新冠肺炎而制定的措施被视为预示着“国家的回归”。这是假设该州在自由放任的新自由主义时期已经退缩。相反，资本主义日益复杂，促使国家权力越来越深入地融入经济。这并不是通过函数的简单线性累积来实现的。相反，国家形式是通过一系列突破而出现的，不仅其经济功能的范围，而且其定性形式都被深刻地重塑，国家与经济之间的关系也被重新定义。在管理时期，工业企业的霸权得到了军工复合体以及促进有效需求的社会项目的支持。新自由主义国家将权力集中在美联储和财政部，这两个部门与金融业更加紧密地结合在一起。

这些国家形式之间的差异不仅是程度的问题，而且是种类的问题。新自由主义国家更直接、更有机地融入了资本积累，但这并不仅仅代表了新政国家所做的“更多”。相反，它是一个性质不同的制度组合，是在阶级斗争过程中出现的，反映并支持金融霸权。2008年后的风险状态与金融体系的融合更加深入。这个国家从根本上内化了新自由主义时期形成的市场金融体系的基本基础，并进一步将大型银行与国家权力整合在一起。最重要的是，它被定义为去风险的核心实践，即部署国家权力来吸收或转移金融风险。由此支撑的资产价格通胀对新金融资本的发展至关重要。

6） 金融资本不同于新自由主义。正如阿道夫·里德所说，新自由主义是“没有工人阶级反对的资本主义”，这当然是真的。其他人同样正确地将新自由主义视为国家促进市场政策的同义词。问题不在于这些观察是错误的，而在于作为定义，它们过于笼统。两者都与一种以上的资本积累制度相容：虽然资本主义国家总是以某种形式再现市场依赖，但工人阶级在资本和国家手中的失败肯定没有什么新自由主义的特点。因此，除了阶级力量向劳动力的平衡转变外，很难确定新自由主义如何结束，这（据称）将导致战后“凯恩斯主义”资本主义的形成。

如果我们用公司治理、国家权力和阶级霸权的不同形式来定义资本主义发展的各个阶段，事情就会变得更加清晰。尽管工人阶级的失败几乎没有逆转，但我们仍然可以观察到，新自由主义股东资本主义已被资产管理公司主导的新金融资本所取代。基于一系列新的经济实践，风险状态的巩固也表明一个新的时期正在到来。然而，这种新金融资本的未来是不确定的。事实上，尽管金融资本家和政策制定者呼吁，但支持紧缩的力量的持续力量阻碍了连贯的新政策范式的制定。这一新阶层的霸权能否巩固，特别是在股市波动和利率上升的情况下，还有待观察。

这些论点是通过追溯19世纪80年代至今美国金融的兴衰而发展起来的。下一章将重点介绍公司和银行体系的早期发展如何导致以投资银行为中心的经典形式的金融资本的巩固，并在1929年股市崩盘结束时得出结论。第三章回顾了随后工业企业处于霸权地位的管理时期。它展示了工业企业如何在这一时期逐渐演变为金融机构，为新自由主义时期奠定了关键基础。第四章探讨了20世纪70年代危机的解决如何导致新自由主义时代金融霸权的回归。正如它所显示的那样，尽管影子银行体系的形成给银行带来了新的竞争挑战，但它们仍然处于这种分散形式的金融权力的中心。

最后两章转向研究2008年危机灰烬中出现的新金融资本，展示了这场危机形成的新风险状态是如何与方兴未艾的影子银行体系日益融合的，其中三大资产管理公司是主要参与者。第5章说明了国家应对危机的努力如何导致金融体系的戏剧性“国家化”，支持一种新形式的金融资本的形成，在这种资本中，一小群资产管理公司对几乎所有美国上市公司施加了越来越直接的控制。第6章考察了这一制度的成熟，并探讨了它在新冠肺炎危机、通胀上升和市场波动加剧中面临的新挑战和日益严重的矛盾。最后，它对新兴的国家和金融权力的联锁形式如何影响金融民主化的紧迫项目进行了一些反思。

2：古典金融资本与现代国家

金融对于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美国出现更大规模、更具竞争力的资本主义组织形式至关重要。在本章中，我们将展示银行如何成为美国经济的主导力量，而不仅仅是简单地提供资金和被动地收取利息。银行提升到协调投资流动和控制公司的中心作用，相当于金融资本——金融资本和工业资本的融合。在二十世纪之交，以摩根大通等投资银行家为代表的金融资本家阶层成为资本主义经济中最强大的阶层。

通过追踪金融资本的出现，我们表明，金融远非所谓的资本主义“晚期”阶段的一个特征，实际上是美国资本主义早期发展和活力的核心。金融也不能被认为是寄生的。银行中大量货币资本的积累，以及它们产生信贷的能力，使银行能够通过将孤立的企业合并为大型工业企业来组织大规模的积累。但这些银行控制的公司并不是“垄断企业”。相反，公司形式的出现和金融体系的发展降低了交易成本，增加了资本流动性，加剧了竞争压力。其结果是，高度区域化的美国经济融入了由投资银行及其拥有和控制的公司主导的国民经济。

金融资本的产生涉及金融资本和产业资本的融合，但也依赖于资本与国家之间的密切联系。美国经济转型的核心是一系列规模越来越大的国家主导项目，从建设铁路——资本主义国家有史以来最雄心勃勃的举措之一——到首次在全球范围内发动战争的更艰巨的任务。此外，随着资本主义的扩张，其危机倾向也在扩大，呼唤新形式的国家干预，这些干预最终形成了永久的经济功能。随着不断扩大的国家经济机器与资本的流通和积累越来越紧密地结合在一起，国家权力对于构建金融和工业资本之间的关系变得更加重要。

在下文中，我们以卡尔·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三卷中未完成的分析以及鲁道夫·希夫丁的《金融资本》为基础，考察现代银行体系和工业公司的出现是如何在二十世纪头几十年达到金融资本形成的。尽管马克思主要分析了英国的情况，而希法丁则侧重于德国，但他们的分析也广泛适用于美国。特别是，美国的案例通常遵循的是货币资本在银行体系中独立组织的过程，然后银行体系成为控制工业资本和通过组建公司大规模组织生产的基础。正如我们将要看到的，由此产生的以银行为中心的网络无疑是金融资本的网络。

金融资本与产业资本

现代银行体系和公司的出现改变了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在金融和工业资本之间产生了新的相互联系。正如马克思所观察到的那样，资本主义的发展导致了资产阶级中日益复杂的分工，因此与金融有关的“技术操作”开始“尽可能由特定的代理人或资本家分工为整个资产阶级执行，作为他们的专属职能，这些操作应该集中在他们手中”。随着“流通过程中存在的工业资本的一部分以货币资本的形式分离出来并变得自主”，金融资本成为资本中性质上不同的一部分，与工业资本区分开来，即使它仍然与工业资本有机地相互联系。

因此，资本主义的增长依赖于一个日益复杂和专业化的金融体系的形成，该体系汇集了货币资本，产生了信贷，并分配了投资。虽然工业资本和金融资本永远不能“分开”，但它们是两种不同的资本形式：前者属于生产领域，后者属于流通领域。工业资本被定义为资本家从货币开始，然后购买劳动力和生产资料的循环。通过“生产性消费”使这些商品在劳动过程中运动，商品就被生产出来了。然后，这种商品被出售，实现了比资本家开始时更大的货币价值。马克思用“一般公式”M-C-M′概括了这一过程，以货币为起点和终点，最后以更多的货币为终点。

然而，这个最初的Mcome是从哪里来的？工业资本家是如何拥有它的？工人生产的商品是如何找到完成工业资本循环的最终市场的？所有这些问题都属于流通领域，它们在很大程度上与金融体系在促进资本通过资本主义社会“静脉”流动方面的作用有关。与工业资本家一样，金融资本家通过一个以货币开始、以大量货币结束的循环来启动资本。但金融资本家并不直接进入工业生产。相反，他们预支一笔钱（以贷款的形式）以期获得回报（利息）。因此，对于金融资本家来说，货币“自动”产生更多的货币。马克思用公式M-M′概括了这一过程。

马克思从积极的工业资本家和消极的金融资本家之间的关系的角度看待这种划分。当“运转中的”工业资本家积极组织和管理生产时，金融资本对生产过程没有任何实质性的贡献，只是向实业家预付一笔钱，等待其回报和利息。因此，金融资本家是有息资本的所有者，仅仅通过将货币投入流通来获利。正如马克思所说，利息是“一个特定的名称，一个特殊的头衔，用于实际运作的资本家必须向资本所有者支付的一部分利润，而不是自己私吞。”金融家独立于生产之外，“仅仅是资本的所有者”，依靠合法的所有权作为索取部分盈余的基础。

然而，通过这一过程，银行在积累结构中占据了关键地位，在“有息资本管理”中承担了一系列专门职能：调解金融交易、产生信贷和在产业资本之间分配投资。正如马克思所解释的，这意味着将大量用于贷款的货币资本集中在银行手中，因此，与工商资本家对抗的是作为所有货币贷款人代表的银行家，而不是个人贷款人。他们成为货币资本的总经理。

银行系统因此成为美国资本主义的中枢神经系统。它通过将少量闲置资金集中到其控制的庞大资金池中，将货币转化为货币资本，这些资金可以以工业信贷的形式贷给“正常运作的资本家”，也可以投资于投机活动。但银行不仅仅是汇集资金；他们还创造了货币。他们这样做的一种方式是充当债务和索赔的中央清算所——取消共同债务、组织最终付款和执行交易。在不使用“真实”货币的情况下解决资本家之间的复杂交易时，银行创造了信贷货币，大大降低了交易成本，促进了资本的流动。

事实上，信贷资金来自每一笔银行存款：存入的资金既表现为储蓄账户中的一个数字，可以随时通过支票提取或处置，也表现为银行储备的一部分，支持其他贷款。然而，在内战时期出现的国家银行体系中，这种客户存款只占实际信贷的一小部分。对美国货币体系来说，更重要的是银行通过为客户（包括商人，越来越多的实业家）创造存款，通过发放贷款和购买（或“贴现”）所谓的汇票，在扩大信贷方面发挥的作用。

汇票是未来付款的书面承诺。只要它们相互抵消，这些票据就起到了货币的作用，因为付款可以在不需要实际货币易手的情况下进行。但除此之外，银行还购买了这些票据，通过以存款的形式创造信贷，向贷款人提供即时现金。然后，当账单（或债务）到期时，银行将收到付款。通过这种方式，银行在汇票到期之前将其转换为货币。银行以“折扣”或略低于面值的价格购买了这些票据，这意味着票据的卖方接受的金额略低于所欠债务的全部价值，但能够立即获得现金。与此同时，该银行从为该票据支付的贴现率与其偿还后的全额价值之间的差额中获利。通过这些实践，信用体系得到了“扩展、推广和阐述”。

随着信贷体系的发展，银行业主要不是收集存款然后将其借给他人，而是恰恰相反：银行通过为客户创造存款（即银行账户中的数字）来产生信贷。正如马克思所认识到的，存款是由储户支配的，因此“处于不断变化的状态”，因为一些人提取了账户余额，而另一些人则增加了账户余额。然而，“在正常业务期间，整体平均水平只会略有波动。”鉴于存款供应总是受到限制，银行永远不可能仅通过发放实际拥有的贷款来达到竞争所需的规模。这迫使他们扩大信贷，同时只持有部分存款作为储备。

正是信贷创造的集中化，而不是资金池的积累，才是美国银行体系的基础。虽然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三卷》中花了大部分时间讨论银行的资金集中问题，但他明确地将“信贷与计息资本本身的关系”的讨论归入了那些虽然往往只是草图，但开始探索他所理解的“银行资本的大部分”的章节，即汇票和股票。这些章节旨在研究“随着有息资本和信贷体系的发展，所有资本似乎都是重复的，在某些时候甚至是三倍的。”正如他所看到的，“除了储备基金，存款永远不会超过银行的信贷，也永远不会以实际存款的形式存在。”后来，他指出，即使是这些储备基金也“实际上归结为”中央银行的信贷生成能力，我们将在下面探讨。

银行信贷创造和货币交易的集中化极大地缓解了资本的流通，使贷款具有普遍的社会性质。由于货币是独立的价值形式，它不仅是所有商品的普遍等价物，也是所有特定资本回路的普遍等价品。货币资本转化为任何具体形式的资本的可转移性意味着，在货币市场中，“由其在特定生产或流通领域的投资而产生的所有特定形式的资本都被抹去了。”所有资本家都被“聚集在一起”作为借款人，其区别不在于他们预付的货币将被用于什么具体用途，而在于他们偿还贷款的能力。因此，马克思观察到，“资本确实在需求和供给的压力下，作为阶级的共同资本出现了。”货币资本已经成为“一个集中的、有组织的群体，被作为社会资本代表的银行家所控制。”

货币资本在银行体系中的集中导致了资本所有权和控制权的分离：虽然银行预付的货币资本的控制权转移给了借款人，但所有权并没有转移。借出的资金仍然是贷款人（银行）的财产。因此，组织和管理生产的工作对于资本所有者来说可能是多余的，他们可以凭借财产权被动地获取利润。这种分离被公司大大扩展了，因为不一定拥有公司任何资本的专业经理被其所有者雇佣，他们现在以关联股东的形式监督生产。因此，公司大大加强了“将管理工作的这一职能越来越多地与拥有资本（无论是自己的还是借来的）分开的趋势。”

通过这种方式，公司的发展导致了“实际运作的资本家转变为仅仅是其他人资本的管理者和管理者，资本所有者转变为仅仅的所有者，仅仅是货币资本家。”工业资本家转变为“运作中的资本家”标志着实业家失去了资本所有权，因为他现在“仅仅”管理着投资者的资本，无论是银行贷款还是股东预付款。与此同时，股东和金融家已经成为“纯粹的所有者”，依靠纯粹的产权，而不是对生产条件的直接控制，来收取一部分盈余。因此，公司影响了从个人占有到非个人占有的转变：现在，生产资料的所有权和控制权不是直接占有固定资产（工厂、机器等），而是通过信用关系和持有可交易股份来建立的。

该公司不仅将公司股东的货币资本置于非所有者经理的控制之下，还允许他们通过在金融市场筹集资金来利用整个社会的货币储蓄总额。企业更大的理性规划和风险管理能力使其特别值得获得信贷，这助长了产业扩张和集中的火焰。个人所有者的“私人资本”现在已经让位于银行家和公司经理的“社会资本”。这种“资本社会化”赋予了“个体资本家或可以冒充资本家的人对他人的资本和财产的绝对控制权……并通过这种对他人劳动的控制权。”因此，所有权和控制权的分离使得资本的集中远远超出了个体资本家可以直接拥有的范围。

银行的货币储备和信贷体系的完善是公司发展的必要条件。任何特定资本家所拥有的资本现在“只是信用上层建筑的基础”，通过公司和银行系统与社会资本合并，从而赋予他们对社会劳动力的控制权。股权构成了一种信用关系，使所有者有权在未来获得以股息形式支付的公司利润份额。银行不仅通过承销股票获利，而且成为大公司的主要股东，在形成大公司方面发挥了最积极的作用。

生产资料的所有权现在在证券交易所交易。股票市场通过“最大规模的剥夺”创造了进一步集中和集权的机会，“现在从直接生产者延伸到中小资本家本身。”虽然资本主义的起源在于剥夺工人的生产资料，

……在资本主义制度本身内，这种剥夺采取了少数人占有社会财产的对立形式，而信用使这些少数人越来越具有简单冒险家的特征。由于所有权现在以股份的形式存在，它的流动和转让只是证券交易所交易的结果，在证券交易所交易中，小鱼被鲨鱼吃掉，绵羊被狼吃掉

“狼”和“羊”或“鲨鱼”和“鱼”之间的区别在于控制货币权力的能力。这使得银行能够获得对大公司的实质性控制，并通过收购和合并将小公司集中到大公司。由于银行是大多数大公司的主要股东，并且可以对一家持股比例远低于100%甚至低于50%的公司行使控制权，因此股市允许他们进一步扩大对其他人（即小股东）资本的控制。到19世纪末，银行已经成为“华尔街的狼”，而小资本家则是绵羊，注定要被征用和合并。

因此，随着公司资本主义的发展，证券（即股票和债券）成为银行资本的重要组成部分。马克思将这种形式的货币资本称为“虚拟资本”，因为它们与剩余价值的生产没有直接联系。与工业贷款不同，工业贷款合并了工业资本的电路，并随着时间的推移从生产中产生的盈余中偿还，股票是对利润的合法要求，没有明确的目的。在首次发行股票后，用于后续股票购买的资金不会直接流入生产，而是流向股票的卖家。由于此类证券本身作为商品进行交换，其价值的涨跌与基础公司资本无关。因此，两个不同的电路共存：（1）由公司管理的工业资本，以及（2）在二级市场上买卖的证券。对马克思来说，后者是“纯粹的幻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