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Fiance 创始人强烈荐文｜当 VC 都在忙着追逐共识，创业者该如何应对？

原文标题：“Build What’s Fundable”
原文作者：Kyle Harrison
编译：佳欢，ChainCatcher

2014 年，我刚卖掉了我的第一家公司。钱不算多，但在当时感觉像是我很长一段时间里所需的全部财富。在那之后，我感到自己被几个不同的方向拉扯着。我之前写过其中一条路，以及那段引导我走向风险投资的自我探索。但当时还有另一股拉力，让我想去打造别的东西。

我不想仅仅为了创业而创业，我希望它能更有意义，去找到一个值得解决的问题。在寻找有意义的问题时，我偶然发现了 Y Combinator（YC）的 RFS 清单，即“创业提案征求”。

我记得自己深受启发。它感觉像是一系列雄心勃勃、以问题为导向、等待被解答的提问。例如，寻找比以往任何事物都更便宜的新能源的机会；探索从太空到人体的机器人；以及Norman Borlau 式的粮食创新。正是这份引人入胜的愿景，引领我开设第二家公司：致力于在非洲推广太阳能。

在本文开始前有一个重要的提醒：我从未申请过 YC。我从未去过 YC 的路演。我只在疫情期间它线上直播时看过一次。我投资了几家参与过 YC 的公司。我只去过他们在山景城（Mountain View）的办公室一次。在我职业生涯的大部分时间里，我既不是 YC 的铁粉，也不是 YC 的批评者。他们只是我们称之为“科技圈”的这个广阔而美丽世界中的一小部分。

但直到今年早些时候，我看到了这则推文，这让我开始思考：11 年过去了，那份创业提案征求清单如今表现如何？

于是我进行了调查。我的发现让我感到极度难过。Dempsey 是对的，至少从 RFS 清单的重心转移中反映了这一点——它从“问题优先”的提问转向了“共识驱动”的想法。视频生成、多代理基础设施、AI 原生企业 SaaS、用 LLM 取代政府顾问、前向部署的代理模块等等。 这就像是把风投 Twitter 上的百万条推文拿去生成的文字云。

回溯到 2014 年，我记得 YC 关于“一百万个工作机会”的条目让我深受震撼：从那时起，我经常思考，在美国真的只有沃尔玛（以及后来的亚马逊）雇用了 100 万人。这非常难做到！在一个工作机会日益消失的世界里，这个提示旨在探讨什么样的商业模式可以雇用一百万人。这非常引人深思！

那么，2025 年秋季的版本呢？是“第一家 10 人规模、价值 1000 亿美元的公司。”

乍看之下，这或许感觉相似。但它完全相反（例如：因为 AI，所以尽可能少雇人！）以及基本上是把“不能说的秘密”大声说出来了。

“你要解决什么问题？谁在乎！但是很多风投都在谈论这些‘每位员工的收入’数字变得多么疯狂，所以... 你懂的... 就那样做吧！”

这就是 Dempsey 的评论。YC 正在成为“窥见当前主流共识的最佳窗口”。

事实上，你几乎可以感觉到这份创业征求清单正在即时地围绕着“主流共识”而变形。正是对这样一个曾具抱负的产物感到失望，我进入了一个思想上的“兔子洞”。我反思了我对 YC 存在初衷的理解，以及为什么它在最初几年如此有价值。在当时，科技世界是个不透明的领域，而 YC 代表了进入这个领域的最佳入门渠道。

但接着，我意识到目标已经改变了。随着科技产业的导向性变得越来越强，YC 变得不再那么专注于让世界变得易于理解，而是转向迎合共识。“给生态系统他们想要的，他们只是在既有的规则下玩游戏。”他们在服务于更庞大的“共识资本机器”所需求的——那些具有特定外观和光芒的初创公司。

然而，“追逐共识”的毒素已经从资本扩散到文化形塑。“规范性”的盛行感染了我们生活的各个层面。随着逆向思维的消亡，独立的批判性思考让位于党内路线般的文化坚持。

我们可以诊断出 YC 的演变所引发的一些问题。我们可以将其描述为横跨资本和文化的更广泛的“规范性共识引擎”的一种症状。

但归根结底，只有一个问题。我们该如何解决它？

我们该如何打破顺从的枷锁，重新点燃个人奋斗和独立思考的火焰？不幸的是，无论是“共识资本机器”还是“规范性加速器”（指 YC）的大厅，都无法指望它们来帮助我们。

从入门渠道到制造工厂

当你回顾 2005 年夏季的 YC 时，你会从 Paul Graham（YC 创始人，图中最右）的眼中，看到那种提携后进的渴望与充满希望的乐观主义。YC 最初的愿景，是为一个（在当时）极度难以接近的初创生态系统，充当一个“入门渠道”。

2005 年，SaaS 尚在起步阶段。移动设备还不存在。创业远非一条普遍的职业路径。科技仍然是那个崭露头角的新贵，而不是世界的主导力量。

当 Y Combinator 刚起步时，它有一个明确的机会，可以帮助揭开创办初创公司的神秘面纱。“打造人们想要的产品”（Build something people want）这句话在今天可能被嘲笑为显而易见，但在 2000 年代初期，默认的商业逻辑更多地与可行性研究和市场分析师有关，而不是“与顾客交谈”。我们将许多 YC 协助普及的、为后代创业者揭开创业旅程神秘面纱的真理，视为理所当然。

我毫不怀疑，YC 至少在最初的十年里，对世界绝对是利大于弊的。但不知从何时起，游戏规则改变了。初创公司不再那么不透明；它们变得更容易被理解。YC 不能再仅仅是揭开面纱；它必须“大规模生产”。规模从最初几年的 10-20 家，激增到 2015 年的 100 多家，最终在 2021 年和 2022 年达到每批 300-400 家的顶峰。虽然这个数字有所下降，但现在每批仍有约 150 家。

我相信 YC 的演变伴随着科技产业“可理解性”的变化而发生。科技产业越容易被理解，YC 以其最初的运作模式所能提供的价值就越低。因此，YC 顺应了这场游戏。如果科技是一条日益清晰的路径，那么 YC 的使命就是让尽可能多的人走上这条路。

在“过度清晰”中趋同

Packy McCormick （Not Boring 创始人兼主笔） 介绍过一个我现在经常使用的词，因为它非常有效地描述了我们周围的世界：“过度清晰”（hyperlegible）。

这个概念是说，由于我们可以通过各种内容获取信息，并通过社交媒体了解文化的细微差别，我们周围的世界在很大程度上已经变得极度清晰：几乎到了令人厌烦的程度。

科技产业也是如此的“过度清晰”，以至于从 2014 年到 2019 年制作的《硅谷》，至今仍然极其精准地描绘了一大群人的文化特质。

在一个科技产业如此“过度清晰”的世界里，YC 最初“降低该产业不透明度”的使命被迫演变。过去，初创公司是反叛者打破常规的首选工具，如今，它们越来越成为一个“共识的规范漏斗”。

我并非科技产业的人类学家，但我对情况的解读是，这并非 YC 方面的刻意堕落。这只是一条阻力最小的路径。初创公司变得越来越普遍，越来越被理解。对 YC 而言，一个简单的北极星（根本目标）就是：“如果我们能帮助越来越多的公司获得融资，我们就成功了！”

而今天能获得融资的，往往与昨天获得融资的看起来非常相似。于是你开始在 YC 创始人和团队中看到这种“规范性”。

几天前，我看到一份关于 YC 团队统计的分析：

1.年轻化： YC 创始人的平均年龄已从 29-30 岁下降到现在的约 25 岁

2.精英教育： 毕业于前 20 名顶尖学校的创始人比例从 2015 年的约 46% 上升到现在的 55%

3.回归的 YC 创始人： 曾有 YC 经验的创始人数量从约 7-9% 增加到约 20%

4.集中在旧金山湾区： 总部位于湾区的 YC 创始人比例甚至高于疫情前的水平，现已达到 83%

反思这些动态，它们只是更宏大故事的一部分。YC 已经从一个不透明类别（如科技）的“入门渠道”，演变成更像一台“共识塑造机器”。

不仅是创始人正在被共识所塑造。你几乎可以看到 YC 的整个团队都在围绕着“主流共识”而形塑。随着语音助理等趋势触及了大家的共识，你就可以在 YC 的团队中看到它的反映。

讽刺的是，Paul Graham 将这种共识描述为对科技现实的逻辑反映。我敢肯定这是事实。但我认为不同的是，“什么能获得投资”的共识特征，变成了整个运营的最终目标，而这排挤掉了那些在过去可能更具逆向思维、更不循常规的东西。

2025 年初，YC 庆祝了它的 20 周年。在那场庆祝活动中，它将其成就描述为“创造了 8000 亿美元的初创市场价值”。注意，是“创造”（created），而不是“帮助”（helped）创造了数十亿的价值。他们视其为他们“创造”出来的东西。他们“制造”出来的东西。我相信 YC 的最终目标已经从“帮助人们理解如何建立公司”转变为“最大化通过这个漏斗的公司数量”。尽管感觉相似，但这两者并不相同。

这里最重要的启示是，我不认为这是 YC 的错。与其将整个产业的罪过归咎于一个参与者，我宁愿说，他们只是在遵循着一个更巨大力量所形塑的合理经济诱因：那就是“共识资本机器”。

你必须看起来“值得投资”

几周前，Roelof Botha （红杉资本负责人）在一次采访中提出，风投根本不算是一个资产类别：

“如果你看数据，在过去 20-30 年里，平均每年只有 20 家公司最终在实现退出时价值达到 10 亿美元或更多。只有 20 家。尽管有更多的资金涌入风投领域，我们并未看到那些巨大成果的公司数量有实质性的改变。”

2024 年的风投资金为 2150 亿美元，高于 2014 年的 480 亿美元。尽管投入了 5 倍的资本，我们并没有得到 5 倍的成果。但我们正拼命地试图让更多公司通过那个漏斗。而在风投引擎中，每一个喂养初创制造机器的响亮、明确的声音，都围绕着这个想法：拼命地试图让更多公司通过一个无法再扩张的漏斗。

YC 正是在这个“无法规模化的资产类别中追求可规模化的模型”的过程，成为了共犯。a16z 也是如此。这些依靠更多资本、更多公司、更多炒作、更多关注而茁壮成长的引擎，正在加剧这个问题。在追求无法规模化的过程中，他们试图在不该规模化的地方建立规模化。在商业建设中，那些最大、最重要的成果是无法被精心策划的。而在试图使公司建立公式规模化的过程中，重要思想的“粗糙边缘”被磨平了。

就像 YC 的“创业提案征求”从“问题驱动”的想法转变为“寻求共识”的概念一样，建立初创公司的公式强化了一种需求：你必须看起来“值得投资”，而不是去打造“真正重要”的东西。而且，这不仅在公司建立的方式上日益如此，在文化形塑的方式上也是如此。

从资本到文化的规范性趋势

Peter Thiel 因其多次正确的判断而备受赞誉。但有趣的是，Thiel 最被人津津乐道的一点（比如“做逆向投资者/反共识者”）又是一个他再次大幅领先所有人、并且曾经被嘲笑为“老生常谈、显而易见”的特点。结果现在却变得越来越稀有，几乎快要绝迹了。

对共识的持续追求，已经毒害了公司建立的每一个环节，并且日益毒害文化建立的方式。

风险投资，作为一种职业，也具有同样的“规范性”特征。创办一家初创公司、参加 YC、筹集风投资金、打造一只“独角兽”。这已成为新时代版本的“上好学校、找好工作、在郊区买房”。这是一种规范性文化；是那条久经考验的安稳之路。社交媒体和短视频只会加剧这种“可被编程的规范性”，因为我们看到了这些“过度清晰的人生路径”。

这种路径最危险的地方在于，它们削弱了群众进行批判性思考的需求。因为思考已经有人替你完成了。

当我思考某件事物的真正价值时，我经常会回顾巴菲特关于市场的名言。在短期内，它是一台投票机；在长期内，它是一台称重机。但是，一个日益形成共识、甚至“制造”共识的系统，其问题在于，要“称量”任何事物的价值变得越来越困难。那种共识的形成，“发明”了特定资产、背景和经历的价值。

科技领域也是如此。这种围绕共识驱动的想法进行建设的“规范性心态”，正在渗透到数百万人的生活中，并将对他们产生负面影响，这不仅是因为他们将打造出更糟糕的东西，也是因为他们将无法发展出独立的思考能力。

总有一些人是知道的。他们知道，遵循规范的路径并不会带来最佳的结果。

做一个“清教徒”式的创始人

当反思这个周期时，老实说，我能想到的唯一答案就是我们在面临一场巨大的经济冲击。

当你观察那些成功的逆向案例时，会发现其中许多是由现有的亿万富翁建立的：特斯拉、SpaceX、Palantir（ CIA 数据供应商）、Anduril（军用无人机公司）。我认为，从中得到的启示并不是“先成为亿万富翁，然后你才能有独立思考”。相反，它启示我们去反思，是哪些“其他特征”常常导致了那些结果。

在我看来，这些公司拥有的另一个共同点是，它们是由“意识形态纯种”（Ideological Purists）所领导，即那些相信使命、敢于对抗共识与权威的人。

我上周写到了“创始人意识形态”，而创始人有不同类型：传教士、雇佣兵、吟游诗人等。在所有这些类型中，最重要的类别之一是“传教士”。最优秀的创始人通常来自这类。

这里的关键启示是，对于一个日益围绕“共识形成”而建立的“规范性文化”来说，唯一的解药就是激励该文化的参与者去追求意识形态的纯粹性：去“信仰”某件事！

踏上正确的征途

成为一个思想上的清教徒的第一个要素，是我已经反复写过的东西：踏上正确的征途

上周，YC 宣布了其最新的投资之一：Chad IDE：一个“侵蚀大脑”的项目。

该产品可以整合你的社交媒体、约会 App 或博彩 App，这样当你等待提示加载代码时，你就可以做其他事情。这没什么，当然。每个人都知道我们会在任务之间进行情景切换，在无脑休闲和工作之间来回跳跃。

但那股“味道”不对劲，全世界都注意到了。对 Chad IDE 的一个反应，精准地捕捉到了正在发生的“氛围转变”：

Ulysses 公司创始人 Will O’Brien 评论道：“选择支持像这样‘流水线上的初创’和其他有道德问题的初创的风投基金应该知道，以使命为导向的创始人会注意到这一点，并严重看低该公司的声誉。”

流水线上的初创公司带有深深的虚无主义色彩。支持它们的创始人和投资者无异于在说：一切都无所谓。我们应该试着赚钱，即使这意味着生产完全的垃圾或鼓励罪恶。这激怒了以使命为导向的创始人，并在我们考虑合作对象时，产生一种难以克服的深刻厌恶感。

“流水线上的初创”这个概念，正是在一个“无法规模化的资产类别中追求可规模化的模型”的自然延伸。

感受到这种氛围转变的，不仅仅是 YC。

做自身的目的，而非工具的工具

科技本身并非良善的力量。科技，就像任何无定形的概念和无生命物体的集合一样，是一种工具。

是那些“挥舞”科技的人，决定了它是产生好的结果还是坏的结果。

诱因是推动人们走向特定路径（无论好坏）的力量。但信念，如果坚定不移，可以在追求更重要事物时超越诱因。

我的诱因可能会鼓励我撒谎、欺骗和偷窃，因为这些都能让我在经济上致富。但我的信念阻止我成为诱因的奴隶。它们激励我活在一个更高的层面上。

YC 最初是作为一个“入门渠道”，让人们更了解如何打造科技。至于他们要用这种能力做什么，取决于他们自己。但在这过程中，诱因发生了转变，规模化露出了它丑陋的头角。随着科技成为一条更易于导航的路径，YC 的目标从“照亮这条路”转变为“让尽可能多的人走上这条路”。

从 YC 到巨型风投公司，对规模化的追求，已经使科技领域的广大参与者沦为诱因的奴隶。对失败的恐惧进一步加剧了这种奴役。我们因为恐惧而让诱因塑造我们。害怕贫穷、害怕愚蠢，或者仅仅是害怕被抛在后面。害怕错过（Fear of Missing Out, FOMO）。

那种恐惧引导我们走上“规范性”的道路。我们被同化。我们寻求趋同。我们磨去我们个性的粗糙边缘，直到我们被磨平，以适应那条“阻力最小的路径”。但阻力最小的路径，没有容纳“逆向信念”的空间。事实上，它没有容纳“任何信念”的空间，因为它害怕你的信念会带你走上共识不愿去走的路。

但还有更好的方法。在一个寻求规范性的系统世界中，将自己锚定在信念上。找到值得相信的事物。即使它们很困难。即使它们不受欢迎。找到值得为之牺牲的信念。或者，更好的是，找到值得为之存活的信念。

科技是工具。风投是工具。YC 是工具。a16z 是工具。注意力是工具。愤怒是工具。好消息是，工具比比皆是。但只有你才能成为工匠。

锤子会寻找钉子。锯子会寻找木头。但当你“相信”某件事是可能的时候，它让你得以超越原材料，看见潜力。看见大理石中的天使，然后不断凿刻，直到让他自由。

我们绝不能成为我们工具的工具。在这个寻求共识的“规范性”世界，充满了诱因，想让你成为它们的奴隶。而如果你没有任何特别的“信念”，那么它们很可能会成功。

但对于那些深知个中道理的人来说，总会有一条更好的路。